1. 中国画的历史性意义
自1840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面临挑战,西学东渐,国力贫弱,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和救国之道。他们找到了科学和民主这两把钥匙,并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这一百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这过程中,传统文化出现了断裂,国学逐渐式微。我们的教育体系、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在西化。如何在多元状态下保持中国画的发展,成为一个亟待思考的问题。中国画按自身的艺术规律始终在发展,我们应该思考如何继承和弘扬我们的文化。
2. 对二十世纪以来对中国画的误读的澄清
二十世纪以来,由于时代局限,对中国画的认知存在一些误区。一些学者和艺术家以西方的认知框架来看待中国文化,得出的结论往往有误。他们用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待艺术规律,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对待中国美术史,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以正确的观点和文化立场来思考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画的问题。
3. 元、明、清绘画的误解
元、明、清绘画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颓势,其中不断有新的高峰出现,形成了宋以后的辉煌。中国画按自身的艺术规律始终在发展。康有为和陈独秀等人对中国画的批评有失偏颇,他们没有看到黄宾虹和齐白石等人的成就。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中国美术史问题,以正确的观点和文化立场做学问的出发点。
4. 对石涛“笔墨当随时代”的误读
对“笔墨当随时代”的理解20世纪以来一直是偏颇的。笔墨可以随时代,但不等于随时代就高,不随时代就低,艺术不同于政治。石涛的贡献在于他将道家思想和禅宗思想融汇到笔墨艺术中,而不是一味强调“笔墨当随时代”。我们应该认识到,笔墨是修养的积累,是个性的记录,更是传统的延续。
5. 对董其昌和四王的误解
董其昌是中国明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他的影响延续了三百年。他的画体现了文人画的功能,他在中国画的认识论上有相当高的见解。四王是中国传统笔墨艺术的整理者、总结者,特别是王原祁,他对笔的理解尤为深刻。我们应该重新认识董其昌和四王在中国画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6. 20世纪以来的美术史
20世纪以来的美术史大多不从艺术规律陈述,而多从社会学角度叙史,甚至用俗庸社会学的方法分析,得出的结论常有片面性。以傅雷为例,他是20世纪上半叶杰出的美术批评家,他对以法国美术现象为主的欧洲艺术有深入研究,对中国画改良的问题也有深刻批评。我们应该重视傅雷等人的贡献,以正确的观点和文化立场来研究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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