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损耗可以指由个人或言语社团造成的任何一种语言或语言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损失。它既可以指在双语环境中母语使用减少的情况，也可以指少数族裔群体中由于政治或社会原因，一种语言逐渐取代另一种语言的现象。此外，语言损耗还可以指神经系统衰弱患者语言技能的衰退和老年人降低使用某种语言类型的频率。同样，语言损耗也可描述一种语言的完全消亡。语言损耗还有另一个意义，虽然这一含义很少受到关注。它是指二语习得者曾经学习了某种语言的用法但是中断了对其继续使用的现象。

　　关于为什么语言损耗会发生的问题，有好几种可能产生作用的变量原因，例如：初始能力，态度和动机，课外使用的语言以及学习背景等等。文章分析了两种个体因素的作用，即熟练程度和损耗动机。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两个因素，本节文先提出了两个重要假说，继而回顾了相关研究。

　　Van Els (1986)提出了一种建立在个体层面、自然语言损耗框架以内的分类方法，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全景。Van Els在两个因素的基础上区分了四种语言损耗的类型，这两个因素是:（1）语言损耗的对象，是母语(第一语言)还是第二外语(第二语言 / 外语)；（2）语言损耗的层面,是在第一语言语言环境中还是在第二语言 / 外语的语言环境中。基于这些标准的语言损耗描述被称为“Van Els分类”。

　　第一语言环境中发生的第一语言损耗一般出现在例如痴呆患者或失语症患者身上。第二语言环境中出现的第一语言损耗一般发生在移民身上，因为他们在新环境中丢掉了自己的母语。第一语言环境中出现的第二语言损耗常常发生在一些个体身上，他们在LI环境的学校里学习了第二外语，但是后来却丧失了使用二外的能力。第二语言环境中出现的第二语言损耗最常见于移民群体，他们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第二语言学习，因此随着年龄增长会重新使用第一语言而不再使用第二语言。

　　汉森(2001)将其研究置于日本情境中，改良了Van Els对于语言损耗的分类。她定义了八种可能的语言损耗的类型。其中四类是可能发生的第一语言损耗：第一语言是日语（痴呆或失语症）；第一语言是日本的少数民族（阿伊努原住民，冲绳人等）；移居海外的日本人；移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另外四类是可能发生的第二语言损耗： 第一语言是日语的学习者；第一语言非日语的学习者在日本以外的国家学习日语；第一语言是日语的人曾在国外居住后来有返回日本；第一语言是日语的在国外的学习者。正因为汉森的分类法适用于日本和日本的情景，它也可以很容易适应其他国家及其语言语境。

　　根据上述分类，目前研究中所描述的案例现状可归类为，第一语言(汉语)语言环境中的第二语言(英语)损耗。

　　一、逆假说

　　这一假说是建立在“更好学习更好保持”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的。该假说认为习得的程度越高，损耗的程度就会越低。Bahrick在1984年所做的研究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发现对于不同训练水平的个体而言，在接受训练最初5年之后所遗忘的内容总量是相对稳定的。但是个体接受训练的水平越高，其遗忘的知识与他掌握的知识总量相比，所占比例就越小。这也就意味着：接受更高水平训练的个体能够保持相对大部分的初始知识。

　　虽然这一理论已经被许多研究者证明是正确的(Edwards, 1977; Snow, Padilla 和 Campbell, 1984; Weltens 和 van Els, 1986)，它却面临着两个关于遗忘的经典心理理论的挑战。第一种理论，即传统遗忘曲线理论，描述了遗忘在学习之后迅速发生，之后渐渐趋于平稳(艾宾浩斯, 1885)。第二种理论(艾宾浩斯, 1885)宣称遗忘和知识总量是呈比例的，这也就意味着，你知道得越多，遗忘得就越多。除却这些反对的声音，大多数调查研究还是支持“逆假说”的；因此，该假说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外，为了完善这一假说，Neisser (1984)提出了阈值假说，作为补充来支持逆假说的观点。

　　二、临界阈值假说

　　Bahrick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接受西班牙语课程学习的几年以后，虽然其中一部分知识很快就被遗忘了，但是剩下的知识“在接下来的至少25年里不会进一步损失”，而且大部分内容能够保存“50年甚至更久”(Bahrick, 1984)。

　　Neisser (1984)提出了“临界阈值”的概念。阈值假说认为可能一旦达到某种熟练水平，那么损耗的语言就会保持得很稳定。研究中的参与者可能在学习过程中越过了“临界阈值”。达到这一个点的知识被认为不会遭受损耗。Clark 和 Jorden (1984:58)也指出在语言熟练程度方面存在着“一个关键点，在这个点以下，语言损耗是大量而迅速的，而一旦越过了这个关键点，大部分最初获得的知识将会被保留下来”。Pan 和 Berko-Gleason (1986: 204)也支持这一观点，认为可能存在着“一些语言知识，一旦获得，就不可能再失去”。许多研究都为这一假说提供了证据(Grendel, 1993; Weltens, 1989; Weltens, van Els 和 Schils, 1989)，研究者得出结论说，临界阈值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未来关于语言损耗的研究中都应该予以考虑。

　　三、第二语言损耗研究中所调查的个体因素

　　根据“逆假说”，最广为接受的认识是，语言水平和损耗速率时间是逆关联。Vechter, Lapkin, 和 Argue (1990)认为，掌握语言的程度越高，损耗的程度就会越低。该假说假定在损耗发生前的语言水平和损耗的速率或数量存在逆关联。

　　关于语言损耗当中熟练水平所起作用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32年一个在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当中所做的拉丁句法保持情况的研究。肯尼迪(1932)观察到在个体层面，“语言保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语言的初始掌握情况”。其他研究者（Edwards, 1977; Hansen, 1996; Schumann, van Els和 Weltens, 1985）在报告中也指出，对于那些语言水平较高的人而言，最初几年语言水平都会保持在高峰值，语言技能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然而，当学习者的语言水平较低时，结果就大为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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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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