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

是故崇焕一杀之而通国快然。……是文龙之杀，文龙之罪也，而非崇焕罪也。”

程氏的这番评论，是在袁崇焕蒙受种种不白之冤，而“擅杀大帅”之说又甚嚣尘上的时候提出来的，在当时，如果没有一种为公理而抗争的舍身精神，是不敢讲这样的话的。它不仅代表着当时真正的舆论，而且也是经受了历史的检验的。

袁崇焕的官职是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那么作为蓟辽一镇的东江镇总兵毛文龙当然应该归袁崇焕统辖。但实际上历任辽东经略或是蓟辽督师所能管辖到的地方都只有山海关－－宁锦方向而已，东江镇一直都是直接对朝廷负责，俨然一个独立的战略方向。

事实上不独东江镇，登莱、天津甚至蓟镇袁崇焕都很难管到，像指挥蓟镇方向的就其实是蓟辽总理刘策，正是这样，身为蓟辽督师的袁崇焕才会对蓟镇方向的防御无可奈何，以至于瞪眼瞧着后金军突破蓟镇喜峰口入塞，而他回师之举则被称为擅离汛地，所以毛文龙面对袁崇焕才敢于那么肆无忌惮。

袁崇焕想要将过于分散的指挥权集中起来，而毛文龙则代表着反对这一举动的地方将领。这次尝试到底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了，而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成功过，应该说这也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再来看看所谓袁崇焕的“议和”

崇祯元年七月，袁崇焕被崇祯帝召见平台，作出“五年全辽可复”的承诺的同时，就当面向崇祯帝讲过这一战略：“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

关于议和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几点：

第一，袁崇焕之议款，是光明正大的，他敢于对皇帝讲，敢于对枢臣讲，敢于拿到廷上和群臣力争，甚至为此而遭压制、遭罢官也在所不惜。

第二，袁崇焕之议款，绝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勾当。历次议款情况，均随时禀之朝上；崇焕亦先后接到崇祯“骄则速遣之，驯则徐间之，无厌之求毋轻许，有备之迹须使明知。”以及“侵地当谕令还，叛人令献”等明旨，袁崇焕在款议中均一一加以贯彻。

第三，袁崇焕之仪款是有原则的，即以有利于明朝的战守大局为出发点，坚持有利于我的原则，并无任何出格之举。它和那种丧权辱国的屈膝投降有着本质的区别，两者绝不应混为一谈。

第四，袁崇焕之议款，只是他实现战守大计的辅助手段。在他的复辽战略中，战、守、和三者的地位不是平列的，它们之间的主从关系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所谓崇焕“专主款”之说，显然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袁崇焕的复辽战略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在此之前，明之东北战事连遭败绩，萨尔浒之败十万明军全军覆没，辽沈俱陷，锦州、大小凌河四十余城尽降，就关外局势而言，可说是“敌强我弱”，当时挽救危局的关键在于“守而后战”、“以守促战”。袁崇焕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能认清严峻的形势，面对现实，从战略上正确处理战、守、和的关系。

宁远、宁锦先后大捷的事实证明，袁崇焕的“守而后战”是正确的、成功的。对此，后金也不得不承认：“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至于战守之外再加上议款，用崇焕的话来说，就是“敌以款愚我，我亦以款愚之也”，“款之为言缓也，所以缓彼而急我也”。

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之修筑，就是一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皇太极复书诘责说：“尔口言修好，乃发哨卒入我境，收纳逃亡，修葺城堡，是尔言之不由中也。”

修筑堡垒是遏止满清铁骑、步步为营收复失地的有效手段。这种议款既有利于我，何乐不为，又何罪之有？！到目前为止，既没有发现任何袁崇焕与后金之间另外还有什么密书、密约，更无所谓以杀文龙作为讲款、还辽的条件。

可见所谓袁崇焕为讲款而擅杀大帅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编造和污蔑！！！

关于斩帅后的战局

对于所谓“解除后顾之忧”的问题，程本直在《漩声纪》中专门有一段评论说：

“客曰：姑舍是。敌之欲走蓟门者非一日而不敢者，毛文龙牵制之也。文龙杀而牵制废，而敌乃得逞焉于蓟也。何曰非崇焕罪也？曰时之遇也，数合也，而谓毛文龙之故也，非也。

敌固曾攻宁远于丙寅也；敌固曾围锦州于丁卯也，藉非崇焕死战死守，敌不逮己巳而始纵横于神京之下也。

而文龙当日固居然岛上帅也，未闻其提一旅、渡一骑以牵制之使之不来也，乌在今日必其能牵制之而使不来也？！”

程氏这一连串的质问，是针锋相对的，也是切中要害的。

那么，皇太极为何恰在毛文龙被杀不久即入围北京？这主要是当时和议破裂造成的。袁崇焕在议款中坚持以“归叛人，还侵地”为条件，而皇太极则认为“辽东土地天授，不可还。”并谕贝勒大臣说：“我屡欲和而彼不从，岂可坐待”，“我故兴兵由捷径而入，破釜沉舟，断不返旆”。

至于其后东北战局的改观，更不能归咎于袁崇焕的斩帅。事实上，袁崇焕在斩帅时即当众宣布：“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这表明袁崇焕对于整治东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并且切切实实地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分其卒二万八千为四协，以文龙子承祚（禄）、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主之。收文龙敕印尚方剑，令继盛代掌，犒军士，檄抚诸岛，尽除文龙虐政。”

袁崇焕不久又上言：“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最后又把东江、宁锦、登莱、天津的防务联为一体，总兵力达到十五万三千有奇。

正是在数月后的已己之变中，崇焕被崇祯逮下狱，并被磔死，才使整治东江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因而造成皮岛无主的真正原因，不在于袁崇焕的斩帅，而在于袁崇焕的被冤杀。其后东江内部的互相攻杀及诸将的先后叛降，是与当时急剧变化的形势有关，而且这一切却是发生在袁崇焕被杀之后。

事实上毛文龙死后东江镇并没有什么异动，孔有德、耿仲明的叛乱是崇祯4年10月的事，此时袁崇焕死去已经一年多了，事由是因为耿仲明的弟弟鼓噪索饷，与毛文龙之死并没有直接联系。尚可喜则是崇祯7年才投降满清，而东江镇的最后覆灭更是崇祯11年的事了。

因此，与其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的叛逃，东江镇的覆灭是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后果，不如说这是袁崇焕冤死后，辽东明军崩溃狂潮中的一个支流。

明末毛文龙统辖的东江镇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地方割据军阀，熹宗、思宗两朝都对毛文龙无法辖制，只得不断给他升官进爵，加以笼络。 并不是朝廷不想处置他，而是因为东江孤悬海外又手握重兵，明王朝已经在事实上丧失了东江镇的有效控制。

正是由于毛文龙拥兵自重、藐视朝廷、目无上司、抗令不遵，致使辽东明军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战斗力，在摩擦和内耗中丧失了收土复辽的最后战机，其野心和事实上的军事威胁已经对明王朝的复辽大业构成了构成了致命威胁，

毛文龙罪孽深重，死有余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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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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