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基督教各差会决定联合在四川政治文化中心的成都创办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高等学府，并由毕启（Joseph Beech）、启尔德（O.L.Kilborn）和陶维新（R.T.Davidson）等人着手筹建。

1910年3月11日，在成都“南门外二里许、锦江之滨、南台寺之西选择了据传为古‘中园’旧址的风景清幽之地”——华西坝，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学。由于它是由英、美、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的5个差会（美以美会、公谊会、英美会、浸礼会、圣公会）共同开办的，故名华西协合大学。也正因如此，当时的成都市民都称之为“五洋学堂”。

在西方著名教育家波尔顿、张伯伦的指导下，华西协合大学的组织方案、专业设置、课程计划、教育管理等都采用了当时英美较为先进的水平。与四川通省大学堂（四川大学前身）的“中西并重”相比，华西协合大学可以说是“全盘西化”的。它所实施的教育以西学、神学为重，其教员大多来自英、美、加三国。

学校的组织管理按“协合”的原则，仿照牛津、剑桥大学的体制，实行“学舍制”，即每个差会建立和资助自己的学院，管理自己的资金和设备；学校则提出教学大纲，制定录取、考试标准，使集中化与个性化相结合。这个创造性的体制既解决了各教会提供资金、设备和相互的协调工作，也反映了现代大学的特点，保证了学校在育才方面拥有独立的办学自主权。

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教育文化中心有“三坝”：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和汉中鼓楼坝。华西坝因处于天府之国首邑成都，环境优裕，故被誉为“天堂”；中央大学所在的沙坪坝，被称为“人间”；陕西汉中鼓楼坝因各方面条件较差而被贬为“地狱”。风景优美的华西坝，对于饱受战火之苦的五校师生，不啻是理想的“天堂”。对于坝上风光，陈寅恪先生有诗赞曰：“浅草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雷奔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远风。”

但在这风景如画的“天堂”里，也有着平常人的艰辛。一次讲话时，张凌高说：“本校教职员的待遇一向是公开的事实，比较任何大学都在低劣……最近某大学的学费已增至百二十元，又学校假借食米问题延期开学。但个人以为无论时局是何等艰苦，能开学就开学，多上一节课，就多上一节课。这都是学校上所以报效国家，下所以成全学生。”最困难的几年，华大非但未随波逐流提高学费，裁减生源，学校在校学生却从过去的335名增加至1300名。张凌高常年身着一件补丁西装，常用“十年不制衣，穿破衣教学”，“前方有啥吃啥，后方吃啥有啥”激励师生，并自己带头降低工资。

1941年，抗战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物价飞涨，学校经费紧缺，师生生活困苦。当时公务员每月有5斗“平价米”补贴生活，张凌高八方游说，竭力为华大与五校的教职工和学生争得这一优待。可以说，五校的学生能顺利在成都完成学业，没有张凌高的支持是绝对不可能的。

本文地址： http://www.goggeous.com/20241217/1/694024

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