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史”的前身原称“普遍史”，带有浓厚宗教色彩，影响深远，引发争议。19世纪大史学家兰克的史观，作为“世界史”发展的重要节点，提供了一窥其发展历程的线索。兰克的“普遍史”观，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西方史学时代紧密相连。

兰克致力于撰写欧洲国别史，毕生未竟之业是完成一部完整的世界史。他将世界史视为最终目标，认为“普遍史”应当关注人类生活的整体和充实义涵，而非简单集合各民族史。兰克主张历史研究应具备通史胸怀，同时建立在扎实的民族史研究基础上，批评方法、客观研究和综合解释需携手合作。

“普遍史”追求无所不包，旨在贯穿古今，包罗所有民族，但论述必须经得起科学研究的考验。兰克强调透过严谨史学程序，虽难以达臻尽善尽美，仍属必要。他区分普遍史与专门史的旨趣，在探讨个别事物时，不失全体面貌。

史家应具备体会事物独特性的能力，理解史学与哲学的求知取径差异，以及世界史视角的重要性。民族史书写可能基于狭隘观点，也可能企图与世界联结。兰克的民族史撰述倾向于后一种心态，重视历史大事件及其相互关联，尤其是政治和外交冲突。

兰克对权力的乐观信任受到后人批评，但他强调权力与道德合作方能在世界上创造有意义的成就。他反对单一理念综摄历史进程的黑格尔哲学理念，认为历史发展由诸多主导概念各自主宰不同世代。

兰克赋予“国家”在历史上的突出地位，这与黑格尔法哲学有相似之处。他反对契约说的国家起源论，认为国家是人类心灵创造的精神实体。然而，兰克坚持尊崇事物个体性的平等观，与黑格尔的观念不同。

兰克的“普遍史”以欧洲文明为中心，虽然重视文本考订，但拒绝探讨社会起源和史前时代。这与他重视的“文献不足征”相悖。兰克的宗教观将上帝视为历史幕后的隐形者，但认为人类有限的智力无法全然把握世界史的复杂矛盾。

兰克对世界史的实践，隐含了此后世界史研究的特色与困境。在史学题材上，18世纪当道的“普遍史”黄金时代，兰克通过大量民族史实践和刊行，扭转了这一趋势。然而，兰克终其一生却回归至“普遍史”。在20世纪初期，世界史逐渐沉寂，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方重露曙光。

从“普遍史”到“全球史”，世界史的研究经历了巨大转变。随着民族主义的高昂，普遍史逐渐退却流行，而以文化形态学、经济因素为主轴的世界史研究成为主流。20世纪60年代，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以文化特征作为关注面，展示了世界史研究的新方向。

20世纪末期，世界史研究聚焦于特定面相，以经济取向的世界史研究开始探讨过程、相互关系等动态主题。全球化现象和区域整合的出现，为世界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温床。全球史领域关注环保问题、疾病传播等全球议题，强调全球意识，即使书写在地或特殊的历史，全球意识也必不可少。

全球史的操作与其他历史有所不同，幅员辽阔、时间长远使得综合多于分析，依赖间接史料和团队合作。同时，全球史面临后现代浪潮的冲击，应避免成为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和反思性历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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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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