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是“五经”的时代，宋以后是“四书”的时代。早期儒家经典推动中国古代社会进入“黄金时代”；程朱理学割裂了儒家与社会的广泛互动，形而上的教条成为读书人的禁锢和枷锁

诗、书、礼、易、春秋，叫作“五经”，都由孔子编订。从三代、先王之治到春秋礼崩乐坏，孔子的思想贯穿其中，也提供了士子积极入世、匡扶天下的广阔视野、鲜活样板和圣贤情怀。那时的儒家多心胸天下的悲情英雄，建功立德、著书立说者层出不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大丈夫当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才是汉唐读书人的主流声音。

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大力倡导“四书”，认为《论语》《孟子》是最重要的文献，《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南宋绍熙元年，弟子朱熹在漳州汇集刊刻《四书》。《大学》《中庸》的注释叫“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叫“集注”。元代延佑年间恢复科考，从朱注《四书》中出题，明、清沿袭而成“八股文。”

所以我说：“五经”的精华在于“春秋大义”，“四书”的要决在“朱注”。国家图书馆珍藏的铁琴铜剑楼蔵本（宋嘉定十年当涂郡斋刻），应该是现存最老的《论语集注》了，具有不可替代的版本学、校刊学的学术价值。现国家图书馆岀版社已出影印本：

《论语》形成简史和清以前的六大经典刻本、五大注释本

《论语》是记述孔子言行的主要材料。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编撰而成，从书中内容可以断定其成书于战国初期。据《汉书•艺文志》，汉初有《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三个本子和流派。《古论语》汉景帝时发现于孔子旧宅墙壁中，为古文；其他两家为今文。张禹据《鲁论语》的篇目，兼采齐说，择善而从，完成《张侯论》。东汉末郑玄继《张侯论》，参照古论语和齐论语整理并作注，成为现行各本的祖本。

汉代《论语》已成为学者必读书，但尚未入“五经”；唐开成年间刻石于国子监，成为“十二经”之一。至宋，《孟子》始列经部，“十三经”成型。南宋以前，经、疏单行，绍熙年间最权威的“十三经”注、疏合刊本问世，后复有十行本。明嘉靖中据十行本重刻成闽本，万年间据闽本重刻监本，崇祯时据监本重刻毛氏汲古阁本。清初有武英殿本，后阮元以十行本校他本，重刻《十三经注疏》，号为善本，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刻本。现上海古籍出版社《十三经注疏》影印于阮刻本，包装上乘，价格甚至仅与它社单行本差不多，阮元《校勘记序》也有补入。在世纪出版活动期间，嘉会特价收入，分享一下：

历代学者研读，注释、考证之书汗牛充栋，以三国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南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北宋刑昺的《论语疏》、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和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最有影响。何晏的《论语集解》实五人共撰，汇集了两汉至三国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陈群、王肃等诸家之说，保留了几个古本的原貌。皇侃的《论语义疏》是对何解的注解，“为后学所宗”。刑昺疏是何解的疏证，“剪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且侧重章句训诂。朱熹《集注》主要是阐发理学思想。刘宝楠正义也是注释何解，但采集了清人注释、考证，注重训诂、考订，代表了旧注的最高水平。

古本不可求，有上古《十三经注疏》和中华书局《论语正义》、国图朱熹《集注》，古本也已无缺。

民国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和现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杨逢彬的《论语新注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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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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