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翟以“兼爱”、“非攻”为教,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掌握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禽滑釐要学习战守之术,墨翟即教以战略战术和各种兵器的使用。《备城门》以下多篇,显示墨翟对于这方面的工艺,有湛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墨翟的教导不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他为了实现非攻的主张,就反对楚王攻宋,并且派禽滑釐统率门徒300 人帮助宋国坚守都城,使楚王不得不中止其侵略计划。
墨翟卒后,后学继承其业。当时物质生产有所改进,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百家争鸣亦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墨家门徒多出身于“农与工肆”,在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中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增长了不少科学知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后学在百家争鸣中,进行研讨辩论,不断总结提高的结晶,其中所涉及的认识论、名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等,其造诣都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也丰富了墨家的教育内容。
教学思想 关于知识的来源,《经上》指明:“知:闻、说、亲。”《经说上》又解释为:“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就是说,人的知识来源有三种:①亲知,即亲身经历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体见”即局部的与“尽见”即全面的两种。②闻知,即传授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为“传闻”与“亲闻”两种。③说知,即推论得来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受方域语言的障碍。 这三种知识来源中, 以“亲知”及“闻知”中的“亲闻”为一切知识的根本,由于“亲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 “传闻”又多不可靠, 所以必须重视“说知”,依靠推理的方法,来追求理性知识。这对于人们的认识事物,作了明确的分析。
墨翟关于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检查认识的正确性问题,还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或三法。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言有三法”。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 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认为, 判断事物的是非, 需要论证有据, 论据要有所本,“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本于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但仅凭古人的间接的经验来证明还是不够的,必须"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考察广大群众耳目所接触的直接经验。第三表是“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当这一言论或判断当作政策法令实行之后,还要看它是否切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断事物是非、辨别知识真伪的标准。这也是墨家的逻辑学。儒墨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历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再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对比起来,墨家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
墨家重视思维的发展,注意逻辑概念的启迪。他们为了与不同的学派或学者论争,为了劝告“王公大人”勿做不义之事,必须辩乎言谈,以加强说服力。因此,墨翟创立了一些逻辑概念如“类”与“故”,应用类推和求故的思想方法进行论辩,以维护他的论点。例如“好攻伐之君”反对“非攻”,列举禹、汤、武王从事攻伐而皆立为圣王,以这些例子质问墨翟,他答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这里,墨翟指出“攻”与“诛”是不同类的概念,不容混淆。墨翟还嘲笑儒家用“同语反复”的答问方式。墨翟问儒家:“何故为乐?”答曰:“乐以为乐”。墨翟认为这等于问“何故为室?”而答以“室以为室”。以同样的东西解释同样的东西,正是逻辑学所指出的下定义时的典型错误。只有答以冬避寒、夏避暑、又可以为男女之别,才是正确回答为室之故。由于墨翟重视逻辑思维,辨析名理,不仅运用于论辩,而且运用于教学。
墨翟长于说教,除称说诗书外,多取材于日常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经验,或直称其事,或引做比喻,具体生动,较能启发门弟子的思想,亦较易为其他人所接受。例如他以分工筑墙为喻,教弟子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又如,有二三弟子再向墨翟请求学射,他认为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告诫弟子不可同时“成学”又“成射”。这些例子也说明,墨翟教学注意量力,既要求学生量力学习,也要求教者估计学生“力所能至”而施教。只有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使能力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基础上,做到可能“成学”者成学,可能“成射”者成射。对教师讲,这也是“因材施教”。至于不允许学生同时既“成学”又“成射”,也具有使学生学习要“专心致志”的意义。
墨翟还特别重视“强说人”的积极教育态度。一方面, 就一般的“上说下教”而论, 他的“遍从人而说之”,与儒家的“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恰成对比。一方面,在教育教学问题上,他对儒家所采取的“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以及“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的被动答问的教学态度,坚决反对。墨翟主张教师要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不仅有问必答,并须“不叩必鸣”。
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 墨翟把道德修养放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他重视劳动,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一些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他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他提倡勤劳和节俭,反对“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他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
道德教育的进行在于言传身教,在于感化。墨家门弟子之众, 成材之多, 是这一学派成为显学的重要因素。《淮南子》赞叹墨家门徒"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其原因是墨翟“化之所致”。所谓“化”,即是感化,也即是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墨翟本人粗衣粝食,胼手胝足。他的第子禽滑釐师事他三年,面目黧黑,手足也生老茧,役身给使,不敢提出什么要求,这种艰苦作风,得到墨翟的嘉许。严师出高徒,禽滑釐经过长期的熏陶,终成为墨家的巨擘。墨翟抑强扶弱,见义勇为,有人劝其不要“自苦而为义”,他却认为天下莫为义,所以自己更急于为义。身为学派之首,出处进退,以义自处,起示范带头的作用。在他的陶治和感化之下,大多数门弟子笃守“兼爱”、“非攻”以及“赖力而生”、“以自苦为极”的准则,极端重视言行一致,往往闻风而动,不避艰险。这是墨家品德教育的重要特点。
墨家的品德教育、论辩教育和科学教育虽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却有共同的积极因素,即重视实践(行)和联系实际。墨翟强调“言足以迁行者常(尚)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尚),不足以迁行而常(尚)之,是荡口也”。这段话的要义是言必信,行必果,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墨家反对“言过而行不及”,认为话说得多与说得漂亮而不实行,就得不到好效果。只有“以身戴行”,也就是说,只有把“兼爱交利”的道理,指导实践,见诸行动,才能成为“兼士”,才能通过实际行动来教人。
墨家重行,重视实践,但并不是一般功利论者的观点。他们在重视功效或结果的同时,并不忽视行为的动机,而是要求把“志”(动机)与“功”统一起来考察。鲁君因选择太子而请教墨翟,他建议鲁君“合其志功而观焉”。就是在判断一个人的道德行为的同时,要把动机与结果结合起来。
墨学曾经是显学,《非儒》一篇对儒家作了严厉抨击。儒家孟轲则攻击墨翟兼爱是“无父”、“禽兽”,但孟轲亦不得不肯定墨翟牺牲自我以救世的精神,说他"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翟及其后学所倡导的学说和学风,在古代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后来一则由于儒家的反对,二则由于后期墨家内部分裂,并卷入反时代潮流的政治活动,信誉丧失,其学派就趋于衰落了。墨家的一些含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功利主义的、钻研科技的教育思想以及言必信、行必果的学习,是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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