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目的都是用文学来改革现实社会，文学实质上也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文学，一些文学作品除外，与政治都是互用的，其中政治的强势话语往往占上风，文学不得不依附于政治而存在。

五四以后，即出现了革命文学和遵命文学的说法，这是典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且这些口号激起了许多知识分子以笔为武器，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

这一时期的文学已经不太讲究文学性、审美性，甚至对讲究审美的“京派”大加批判，只强调文学的实用功能，即为当时的革命救国运动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有挽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不论是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还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道出了广大知识分子为国为民的崇高品质。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清政府一再的割地求和卖国求荣，广大知识分子师夷长技以制夷，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向西方学习，努力为中华民族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奔走。

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更是积极投身到改造旧世界和革命中去，弘扬个性，批判传统……这也给他们的救世情怀以一个施展的舞台。尤其左翼知识分子，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高度责任感，促使他们拿起手中的纸和笔，把文学作品当作投枪、匕首，与敌人展开论战、搏斗。

环境不由人，在这种语境下，国广大知识分子自觉地让文学服务于政治，成为政治话语下的一个附属品。那么我们可以说，此时的文学作品不论是歌颂还是批判，都是为其政治主张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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