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财贵在回应柯小刚教授对于“基于他思想体系下的‘读经运动’给整个传统文化复兴事业带来负面影响，致使狂热分子失望，转而站到了攻击传统文化的一边”时说道，“科学技术都难免出例外了，生命之事，更形奥秘复杂，教育既然是生命之事，哪种教育不会有令人‘失望’的情况发生呢？”而回应公众对读经运动的“宗教化”指责则说道，“所谓‘教主’‘宗教化’‘造神’‘超越了教育的界限’云云，彼实不识宗教之意义而任意贴标签也。”并认为媒体不安于平实地表述事实，有意虚张声势贴“宗教”的标签来引起众怒。最后，他指出，读经界内的学堂各不相同、因材施教，不同于一般教育，凡九岁的学生都学三年级的语文和数学。学问是多元的，人才是多元的，教育也需多元。读经正是多元的教育。

黄晓丹回顾了1935年蔡元培、胡适等人都参与过的关于“读经”的讨论，认为，八十年前这场讨论的优势在于，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在1912年中小学取消读经之前度过了青少年期，很多人跨越了旧式和新式两种教育形态，而八十年后今天的讨论却已不容易建立在这样的共识之上。这不是因为研究的深入而导致的观点变化，而是因为对于研究对象的隔阂和疏远，导致大量的臆想羼入事实。

1935年这场读经争论的真正议题是“是否应该鼓励社会性的读经运动，甚至以行政力量将它强制性地纳入中小学课程”？“读经”争议双方集中在三点上进行了辩论：第一：通过读经能达到现代社会的教育目标VS通过读经来达到现代社会的教育目标是低效的；第二：社会危亡是废经的结果VS废经是社会危亡的结果；第三：以“读经”维护“文化本位”VS以介绍和创造实现“文化复兴”。在1935年这场讨论中，大部分支持读经者最纠结的问题也是如何让学生懂。从经学史的角度来看，恰恰是“讲经”、“通经”而非“读经”，才是学术的正统。

最后，黄晓丹指出，“读经”被寄予了解决健康、家庭、经济、道德等多种问题的期待。而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所依赖的是一套被曲解了的“伪经”，以及从未成为过主流的“反刍”盲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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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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