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所有导致金融风险的因素的总和。换句话说，所有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的因素之和就是系统性金融风险。

系统性风险是金融危机的来源，其成因是多方面的。实证结果显示，尽管我国目前的总体系统性风险处于相对安全区间，但受房地产信贷、政府债务风险较高及汇率波动、宏观环境稳定性下降等因素影响，我国整体系统性金融风险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快速上升，潜在威胁不容忽视。我国应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逆周期调控，弱化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建立风险预警，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

1. 我国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从根本上植根于传统计划经济金融体制向市场经济金融体制转变这一制度背景。

2. 我国的经济转轨是采用渐进的增量改革的制度变迁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很大比重，为了保证渐进式制度变迁的顺利推进，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实行制度与战略上的倾斜，以保证公有经济部门的快速发展。能否寻求到这笔投资的来源就成为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关键。

3. 那么，我国渐进式改革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其内在的必然逻辑在哪里？

4. 首先是公有经济部门的投资资金需求的增长与金融剩余的不断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2年、2003年迄今五个经济周期。经济周期充分表明了，经济增长速度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在几次经济过热时期,固定资产年增长率超过30%,最高达到61.8%。这么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意味着公有经济存在着巨额的投资资金需求。

5. 在公有经济部门投资资金需求增长的同时，居民部门的金融剩余在不断增加。改革开放的27年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5.81%迅猛地提高到2005年的77.36%，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增长了近700倍，年均增长速度为27.44%，差不多是GDP年均增长速度的2倍。对这笔金融剩余的动员,就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6. 其次是金融剩余动员的制度安排。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部门的资本形成依赖于国家的税收体制，当时的国家金融部门实质上只是政府的会计部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公有经济部门的这种资本形成机制日趋解体。以“拨改贷”为特征的企业融资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企业的融资途径由财政主导型向银行主导型转变。国有金融机构成为国家动员和聚集居民部门金融剩余的主要渠道。于是，“政府主导的金融控制成为我国金融制度的核心特征”。

7. 第三，政府主导的金融制度安排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不断累积。国家通过其主导的高度集中的间接融资体系(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和直接融资体系(主要是国内的股票市场)，吸收了绝大部分的社会金融剩余，然后通过倾斜性的信贷政策与资本市场准入政策，将稀缺的金融资源分配给低效率的公有经济部门，这种转轨的思路和具体的制度实践导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不断累积，突出地表现在国有企业的经营风险与银行体系的经营风险呈现双向累积的态势。

8. 我国的经济转轨是采用渐进的增量改革的制度变迁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很大比重，为了保证渐进式制度变迁的顺利推进，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实行制度与战略上的倾斜，以保证公有经济部门的快速发展。能否寻求到这笔投资的来源就成为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关键。

9. 那么，我国渐进式改革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其内在的必然逻辑在哪里？

10. 首先是公有经济部门的投资资金需求的增长与金融剩余的不断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2年、2003年迄今五个经济周期。经济周期充分表明了，经济增长速度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在几次经济过热时期,固定资产年增长率超过30%,最高达到61.8%。这么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意味着公有经济存在着巨额的投资资金需求。

11. 在公有经济部门投资资金需求增长的同时，居民部门的金融剩余在不断增加。改革开放的27年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5.81%迅猛地提高到2005年的77.36%，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增长了近700倍，年均增长速度为27.44%，差不多是GDP年均增长速度的2倍。对这笔金融剩余的动员,就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12. 其次是金融剩余动员的制度安排。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部门的资本形成依赖于国家的税收体制，当时的国家金融部门实质上只是政府的会计部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公有经济部门的这种资本形成机制日趋解体。以“拨改贷”为特征的企业融资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企业的融资途径由财政主导型向银行主导型转变。国有金融机构成为国家动员和聚集居民部门金融剩余的主要渠道。于是，“政府主导的金融控制成为我国金融制度的核心特征”。

13. 第三，政府主导的金融制度安排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不断累积。国家通过其主导的高度集中的间接融资体系(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和直接融资体系(主要是国内的股票市场)，吸收了绝大部分的社会金融剩余，然后通过倾斜性的信贷政策与资本市场准入政策，将稀缺的金融资源分配给低效率的公有经济部门，这种转轨的思路和具体的制度实践导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不断累积，突出地表现在国有企业的经营风险与银行体系的经营风险呈现双向累积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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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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