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发殖民地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引起中国人口外迁的主要因素。

由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发动的地理大发现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延续400年的西方殖民活动，美洲、澳洲、亚洲先后成为西方的殖民地。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海外殖民地的拓展和开发，资本主义世界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增，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及其带动的西部开发，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生产、咖啡种植经济的发展，19世纪中期以后日益加剧的对东南亚地区的开发，甘蔗、橡胶等种植园经济的兴起，更进一步导致了对中国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资本主义各国和殖民地普遍人口较少，远不能满足经济开发的需要，海外劳动力成为殖民者寻求的目标。西方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早期开发所需的劳动力主要依靠“黑奴贸易”，随着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和工业革命的推进，盛行近300年的黑奴贸易于19世纪10—20年代被英、法、西、葡、丹、荷、瑞等国先后废止。l1862年，黑奴贸易被美国废止，支撑西方殖民地经济发展的黑人廉价劳动力资源宣告枯竭。在此背景下，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为当时西方殖民开发所需劳动力的唯一来源。由黑奴贸易被废除而形成的对中国劳动力的需求及殖民开发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就成为中国人口海外迁移中一股强大的拉力。

　　中国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形成移民海外的高潮，也与当时中国的人口状况密切相关。长期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以及自清初以来“摊了入亩”稻“招民垦荒”等一系列措施的实行，极大地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从旧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中国人口总量连续突破2亿、3亿大关，并于道光时期达到了4.3亿的历史最高记录。庞大的人口数量与有限的耕地面积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封建政府的残酷剥削，特别是外国资本和商品的入侵，造成中国传统的耕织结合自然经济的衰落，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广大自耕农、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大业的下工业者被迫背井离乡，迁移成为一条谋生的主要途径。而在当时国内农业地区已基本人满为患、民族工商业萧条、城市无法吸收大量无地农民的情况下，移民海外成为缓解日甚一日的人口危机的唯一出路。这样，就形成了一股巨大的人口迁移的推动力量。特别是在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最直接、最早的广东、福建两省，这种人口迁移的推力来得更加巨大。

　　福建、广东是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福建、广东地区原为百越民族的聚居地，秦汉以后，汉族源源不断地进入该区，特别是经过东晋南朝时期、唐代中期至五代时期以及两宋时期的三次汉族人口南迁高潮，福建、广东地区的人口数量逐渐增多，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

　　福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耕地面积狭小，人多地少的矛盾非常突出。早在宋代，福建境内已是“土地狭迫，生籍繁多，虽硗确之地，耕褥殆尽”。明清以后，随着人口的大幅增长，人均耕地面积严重下降。明代万历三年（1578），福建人日只有173.8万，清朝乾隆五十一年（1786）突破1000万，达到 1280.9万，道光二十年（1840）更增至 1872万人。与人口激增相伴随的是人均耕地面积的不断下降。1661—1812年间，福建的人均耕地从7.11亩降至0.9亩。闽南地区的形势更加严峻，泉州“虽欲就耕，无地辟地”，南安也是“田园日蹇，食多生寡”。近代以来外国商品的入侵更造成了大量福建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失业，移居海外成为唯一的生路。

　　广东也是明清时期中国境内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据史料记载，广东“地狭民稠，一岁三收，民力已竭，地利亦尽。人多无田可耕，野无可耕之土”；客家人聚居的嘉应州更是“土瘠民贫，山多田少，于是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鸦片战争给广东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达1950万两白银，相当于广东全省18年地方财政中地了银收入的总和。更为严重的是，凭借着《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西方资本主义在广东大肆倾销洋纱、洋布、洋铁、洋油等洋货，使广东的手工业遭到沉重打击，出现“洋织盛而土机衰”的局面；以佛山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冶铁业也迅速走向衰落，当地冶铁工人和经营粤铁的商人“十散其九”，纷纷失业。尤以谋生的农民、手工业者只有远走他乡。民国二十三年《开平县志》卷五称“国内实业未兴，贫民生计日蹇，以致远涉重洋者日众”，明确将人口外迁归结于国内经济的凋零。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外移民传统和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招募劳工的特权也是近代中国海外移民高潮形成的重要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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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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