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公元前381年，中山国桓公复国，实力壮大，国土疆域扩至方圆五百里，北至保定市、满城西界，南至冀县、高邑一线，西界太行山，东界至保定市与冀县一线。中山国在此期间，在国内设置了36个城邑，其中包含了东垣邑（今石家庄市区东古城一带）。东垣因其在滹沱河南部的地理位置，扼守太行出口，连接燕赵、控制中原，成为中山国的战略要地。

赵武灵王通过“胡服骑射”的改革，国力增强，策划攻伐中山。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在五天的朝议后，趁中山新君初立，发兵攻中山，与燕国同时进攻。中山国成功抵御了两国的进攻。公元前305年，赵国再次发兵，从南、北两面进攻中山，赵武灵王亲率军队攻取鄗、封龙（今元氏县北）、石邑（今鹿泉市南故邑）、东垣（今石家庄市区东古城一带）。赵武灵王在东垣夜梦神女，因此建神女楼，并令群臣赋诗填词以记之。

随着时间的流逝，东垣故城被滹沱河带来的泥沙掩埋，神女楼的位置无法考证。然而，在历代的地方志中，记录了文人墨客吟咏神女楼的诗作。如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的《神女楼》：“神女楼空雁塞孤，照眉池涸半寒芜。邯郸宾客皆能赋，谁似朝云楚大夫。”还有清代真定名士劳勋成的《神女楼》：“缥缈难寻古画楼，照眉池涸半潭秋。汉皋冷佩江妃远，巫峡云深楚客愁。梦境已随仙境杳，琴声犹带水声流。吴娃主父无穷恨，竟日灵风卷不休。”

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国，设立恒山郡，辖域包括今石家庄市及保定西部，北抵恒山（今阜平县神仙山）。东垣成为恒山郡的治所，拉开了东垣作为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序幕，成为石家庄市的历史源头。

秦王朝后期，东垣作为恒山郡城，政治和军事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各派势力争夺的战略要地。公元前209年，陈胜部将武臣控制赵国故地，叛陈胜自立为赵王，急派大将李良攻占恒山郡地，控制东垣城，并以此为基地，发兵西攻太原。次年九月，秦朝大将王翦、章邯等率军围攻赵王和张耳，赵大将陈余据东垣与秦军对峙。

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项羽大封诸侯，封张耳为恒山王，都城先在东垣，仍保留这座城市的政治中心地位。张耳就国后，陈余忌恨张耳为王，拥兵向张耳发动进攻。张耳吃了败仗，丢弃封国，投奔汉王刘邦，封为赵王。汉以张苍为恒山郡守，郡治东垣。

据考古发现，张耳卒后葬在东垣。在距东垣故城西南约四五华里小沿村一带（今裕彤体育场、丰收路北），地表原有高15米左右的大土堆，仰望有连云之势，俯瞰状如磨盘，被称为云盘山。1978年7月在此基建施工时，发现了一座西汉贵族墓，经考古部门发掘，出土有铜缕玉衣残片和部分铜器，并发现了一方印文为“长耳”的铜印。据考证，在秦汉之际，作为姓氏的“长”与“张”通用，据此推断，墓主人应该是恒山王张耳。

公元前204年，刘邦在元氏恢复设立常山郡，将郡治由东垣迁到元氏，东垣降为县治。

汉六年七月，韩王信以马邑降匈奴，与匈奴勾结反汉。刘邦亲自出征讨伐。汉八年冬，刘邦御驾亲征讨伐韩王信残部，一直打到东垣。

汉十年（公元前196年）八月，赵相国阳夏侯陈豨与匈奴勾结反汉，自立为代王，略赵地，攻占恒山郡22城，陈豨派大将赵利守东垣。刘邦亲自北上征讨，于十一年（公元前195年）初冬打败陈豨反军。但东垣仍在反军手中，刘邦攻打了一个多月，才拿下东垣。刘邦看到东垣地理位置如此显要，作为军事重镇，东垣安定，燕赵一带便安定，于是下令将东垣更名“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至此，“东垣”成为历史，“ 真定”登上舞台，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

东垣战役是征讨陈豨反军的最后一役。攻克东垣，平叛取得很大胜利。刘邦命军士在东垣城内置数十面大鼓，“击鼓相庆，月无虚日”。历经一月之久的鼓钹活动，增添了极大的喜庆气氛，也使东垣人耳濡目染，出现不少民间鼓钹手。从此，东垣大鼓便延续下来。据《正定府志》记载，到曹魏时，常山一带，“逢吉旦，村镇鼓钹相应”，“市井萧鼓喧闹，声不绝，相塞于途”。石家庄滹沱河两岸村镇缘于东垣大鼓的鼓钹一直延续到当代，成为享誉华夏的民间文化表演形式。

刘邦二到东垣，了解到岭南称王的赵佗为东垣人，促成了和平统一岭南。赵佗，东垣人，秦朝将领。秦朝以前的岭南地区，包括现在的香港、澳门、海南、广东、广西及贵州、福建南部，散居着众多的越族部落，被称为“百越之地”。秦始皇平灭六国后，开始实施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大业，把进军的首选目标定为“百越之地”岭南。公元前218年，赵佗受命，和大将屠睢率领50万大军进军百越。因统军主将屠睢强攻冒进，残酷征杀，激起越人反抗，50万大军“三年未能越岭”。秦始皇改让赵佗统军。赵佗采取“和揖百越”的方针，团结越族部落头人、酋长，逐步得到越人的拥戴，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了百越之地，成功地在少数民族地区设郡置县，建立了秦朝地方政权。赵佗又向秦皇建议，从中原地区向岭南移民50万人，与越族民众混居杂处。至此，岭南地区归入秦朝版图。

刘邦从东垣班师回朝后，五月派文臣陆贾，赴番禺，颁诏授玺，封赵佗为南越王，奉劝赵佗归顺汉朝。刘邦在诏书中高度评价了赵佗治理和开发岭南地区的功劳，赵佗以国家统一大业为重，接受汉高祖的封号，奉汉称臣。赵佗在奉汉称臣的前提下，享有高度行政自主权，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保持着密切联系，至此，一个具有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政权在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安定的环境，中原和岭南相互支持，使得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避文帝刘恒讳，改恒山郡为常山郡。文帝下诏，重修赵佗先人墓，并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赵佗先人墓在今石家庄市区中华北大街赵陵铺东，为省文物保护单位。

汉武帝元鼎年间（大约公元前114年），汉武帝下诏封常山国王刘舜的儿子刘平为真定王，析常山的真定、绵蔓（今鹿泉市北故城）、藁城、肥垒（今藁城市城子村）四县立真定国，有37126户，178616人，国都真定城（东垣）。真定国共传六代。

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把持朝政，更改官名、地名，改真定为思治。

汉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秀任大司马，持节北渡黄河，镇抚州郡。公元22年十二月，刘秀至邯郸。赵缪王刘林劝刘秀决河水灌赤眉军。刘秀没有听从，继续北上巡行。刘林便与邯郸卜卦者王郎合谋，诈称王郎是汉成帝子，名刘子舆，立为天子，定都邯郸，传檄河北郡县，围剿刘秀，刘秀被王朗追赶，四处疲于奔命，史称“刘秀走国”。河北郡县几乎都已归附了王朗，只有信都太守南阳人任光、和戎（今晋州）太守信都人邳彤不肯依附。刘秀在三人的帮助下，北攻中山，克卢奴（今定州）城，南至真定。

真定王刘杨手下有10万人马。刘秀手下人刘植游说刘杨，使刘杨归顺刘秀。刘秀又迎娶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和刘杨联姻。郭圣通的家族是真定、乃至河北的望族。刘秀的实力和王朗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向王朗展开了进攻，连克涿郡、中山、河间、清河诸郡的22县，在钜鹿大败王郎军主力，五月攻克邯郸，杀王郎。

公元25年，刘秀在鄗（今柏乡县固城店，一称在高邑）称帝，建东汉。刘秀出兵击尤来、大枪、五幡于元氏；大将贾复在真定健乡(今正定东权城)大破青犊，又破五校于真定，基本平复河北全景。

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真定王刘杨与绵蔓（今鹿泉市北故城）土匪相通，欲谋自立，刘秀派遣骑都尉陈副、游击将军邓隆去真定名为验证，实为讨伐，刘杨关闭城门，藉以抗拒。刘秀又派高阳侯、宋子（今赵县）人耿纯持节去幽冀，代表朝廷慰问地方上的王、侯，同时，密令他去真定逮捕刘杨。耿纯只带领百余名兵士到河北，与陈副、邓隆相会于元氏，并一同到真定，住在传舍，邀刘杨相见。由于耿纯的母亲是真定宗室之女，刘杨未加

扩展资料

滹沱河浩浩荡荡，穿越历史的时空，孕育着薪火息息相传的人类文明。滹沱河流域是较早的人类聚集区，是人类文明开发较早、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区。在这里，充裕的水源和肥沃的冲积扇平原，成了富庶之地，为人类生活繁衍提供了优裕的自然条件。从旧石器时代，就成为我们的先祖栖居地，成为北方最早开发的地域之一。新石器时期早期，至今六七千年前就开始了农业文明的萌芽，粮食生产已在这里产生，就有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丰富的生活资源，使人口大量繁衍聚集成为可能。在这样先进的生产力条件下，为城市的出现提供了必然的条件。文明的犁头耕耘在广袤的原野，于是，凝结着人类文明成果的结晶——城市，便像一颗颗珍珠，星罗棋布地洒落在滹沱河的淤积和冲击平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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